内蒙古新增境外输入病例2例:从国外抵京后转机返回


吸取之前MERS的教训,韩国从一开始就对新冠疫情高度警惕并不断对国内外疫情发展可能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充分估计,文在寅甚至于韩国疫情大暴发前便宣布经济进入“紧急状态”,并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金融、货币等各项政策对受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使其渡过难关,包括:调动灾难灾害对旅游、航空、餐饮及出口等受疫情影响巨大的行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对机场、港口、免税店以及中小企业的租赁费、手续费、税费等进行减免或推迟征收;对中小企业进行特别金融支援、投资奖励;以商品券的方式促进消费等。疫情大规模暴发后,韩国更是出台了各种财政、货币、税收等各项托举经济的政策。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启动追加更正预算,而中央政府的预算规模堪称史上最大。

首先,疫情初期,韩国各界反应非常迅速,防疫举措也及时到位。首例新冠病例出现后,政府、企业、医学界、市民等各方迅速反应。政府与保健当局迅速发布防疫指南并不断更新。指南通过各部门、各地、各个层面,包括国家、企业、个人等及时发布。防疫人员配备、机场、港口检疫,外国疾病信息、病毒检测办法等也迅速到位。防疫指挥系统的稳定性与有效启动等方面也有很大改进。同时,病毒毒株的成功分离所用时间也比MERS疫情时缩短了近一半。此外,确诊医院、方法以及手段等也根据疫情发展不断升级。以“新天地教会超级传播事件”为始的疫情在韩国大邱、庆北等地大规模暴发后,韩国加大了核酸检测力度,1周内4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能力令世界瞩目。多数民众也通过配戴口罩、尽量减少外出、有症状主动自我隔离等表现出了成熟的市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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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信息缺乏透明性,政府公信力下降,造成社会恐慌。MERS暴发初期,韩国政府由于担心医院信息公开会造成该区域内民众恐慌,坚持拒绝公开收治患者医院名单。这导致了本没有感染MERS的民众因为不知情而去了收治MERS患者的医院,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MERS病毒,之后又去其他医院求诊,造成了病毒的二次传播。由于信息不公开,民众对疫情真实情况充满疑惑,知情权大打折扣,对政府不信任的急剧增加,甚至导致对医疗专家判断和建议也充满怀疑,政府公信力自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再次大幅下降,加剧了谣言的传播与社会的恐慌。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民间网站 “MERS MAP”甚至被称为“悲伤的自救之策”——本该国家做的事情却让个人去承担。

已入期颐之年的郝柏村一生传奇,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两岸对峙和海峡融冰,当过炮兵、军官、蒋介石侍卫长、台军参谋长、防务部门负责人,退役后出任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虽然在某些史观与大陆不尽相同,但他与所有中国人一样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

“我反对台独,但不反对‘台独’公投,但你们敢吗?”郝柏村问道,如果不敢,就证明一切“台独”理论和主张,都是骗取善良台湾人民的选票而已,“‘台独’就是骗局”。

在他看来,两岸统“独”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亦是力量强弱问题。武力战对台湾而言就是死路一条,且时间已站在大陆那边。“台独是绝路,我们绝无必要冒险,不能以台湾2300万人的生命财产,作为少数人‘台独’国父梦的豪赌资本。”

不久前,韩国政府刚发布了一则针对自欧洲入境人员的防控措施:3月22日0时起,韩国对自欧洲入境的所有人员不分国籍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以尽量避免新型冠状病毒自欧洲输入引发新一轮韩国国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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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信息透明,感染路径全公开,实时追踪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者等举措也有效阻断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吸取了MERS疫情时应对不力的教训,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认识到传染病相关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政府不仅新设危机沟通负责管理室,而且于2017年通过了 “公众保健风险沟通标准操作规程”。这一规程明确要求为实现传染病等灾害预防,需要迅速而透明地向国民提供所需信息。因此,此次新冠病例出现后,韩国保健当局迅速将疫情发展动向与患者移动路径,尤其到访医院、商家、餐饮场所等具体商号名称都全部公开出来,并通过电话及时追访与监督密切接触者,对其实施严格的追踪与隔离。